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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风书法工作室

守住精神家园 下足笔墨功夫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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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俞兆忠,笔名:野风,软硬兼施。甘 肃省书协会员,张芝书画院副院长、瓜 州书协副主席。   临池学书数年,浸淫碑帖,醉心二王、 米元章等大家,心摹手画,从不间断,但求 独具自家面貌,心手双畅,抒情达意。 愿广结有志翰墨之士,共同交流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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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经历  

2009-12-12 03:29:58|  分类: 书法知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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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三十八年,于右任随中枢迁台。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,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,气势磅慑浑凝,纵横排荡,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。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,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;一时洛阳纸贵,求书者踵接不暇,获书者视若拱璧。近二十年来,书坛、社会、甚至军中,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;有的则直接奉〈标准草书〉为圭臬。一代草圣的影响力,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。
  右任(1879一1964)名伯循,以字行,祖籍陕西泾阳,出生三原。先后受教于毛班香、朱佛光、毛俊臣、刘古愚等名儒,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。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,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,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,受益于庭训多。右任学书的过程,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,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,便会随手摹拟涂画,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,捆结代笔,依样书画。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,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,写王羲之的「鹅」字,具各种姿态,幼小的心灵,深受潜移默化。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。
(一)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:
  右任曾经说过,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。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,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、碑碣。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〈广武将军碑〉,便曾令他雀跃震惊!甚至赋诗赞叹说:「碑版规模启六朝,寰宇声价迈二爨。」
  民国十五年,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,等到会师中原后,便又往来于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等地,利用种种机会,收买古碑。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,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,到抗战军兴,共有三百八十块,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;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、书学资料,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。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。
民国十九年,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:「朝写石门铭、暮临二十品,竟夜集诗联,不知泪湿枕。」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;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,是偏重北碑。案头常见的碑拓,不外〈三公山碑〉,〈封禅国山碑〉、〈爨宝子碑〉、〈曹娥碑〉、〈龙门造像〉、〈郑文公碑〉、〈杨翚碑〉、〈张猛龙碑〉、〈夏承碑〉、〈华山庙碑〉、〈石门铭〉、〈尘鹤铭〉、〈曹子建碑〉、〈大公吕望婢〉、〈吊比干墓文〉等,右任中晚年的草书,涵育着力鼎千钧、排山倒海的气势,便是早期对汉、魏石刻拓本反复摹,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!
(二)章草的研究:
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、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。特别是接触〈广武将军碑〉后,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。民国十六年前后,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、书论。至于临写,应迟到民国二十年。同年,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,书写困难,于是成立「草书杜」,期望找出草书「实用目的」废置的缘由,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,过于注意美术价值,使写法不一,愈难辨认。他决定从事「草书标准化」的文字改革工作,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,利万世。事实上,民国初年,章太炎(1868一1936),李滨(1855一1916),卓君庸(1882一1965)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;可惜后继无力,反而右任的整理、推广工作,始终不曾中辍。
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「标准草书杜」的第一阶段工作,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〈急就章〉,还曾把〈急就章〉彻底的考证一过,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。有人持太和馆〈急就章〉〈吴、皇书〉以及他帖求售的,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,兴奋异常。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,内有萧子云的〈出师颂〉,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,但也极难得。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:「我在于先生左右时,每见他临〈出师颂〉帖,一次就是五十多遍。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。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,钟繇道德经墨迹;三十年考察西北,于敦煌获索靖〈月仪帖〉墨迹数字,更为惊叹!虽然真伪难定,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,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。
民国二十二年,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。右任的办公室、家中书房,从不悬挂他书法,有则王氏的章草。世镗殁后,他曾有挽诗:「三百年来笔一枝,不为索靖即张芝。」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。而王氏的南来,对右任的章草涵养,应是有助益的。
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、落后、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,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,由民国二十三年的〈周湘船墓表〉、〈孙荆山墓表〉、〈孙善述墓表〉、二十四年的〈赵次庭墓志〉、二十五年的〈周石笙墓志),便可获得证明。
(三)帖学的濡染:
笔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、西安钟明善。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,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,写得肥而熟。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,兼具「速、畅、秀、逸」的特色,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。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,为符合试卷要求,写过赵体字,应可以理解。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「二王﹝王羲之、献之﹞字:「先生认为像赵孟俯,王铎等德操,气节有争议性的,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。」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,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,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「二王」书。
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,说是右任渡台后,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。据笔者研究分析,对二王的孺慕,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。前述的〈急就章〉订定工作放弃后,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,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、考订、释文。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,再一字一帖参证、比较,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,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,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,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;因此,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。右任论书最主多读、多看,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,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,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,作品也更具姿态、风神。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,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。
草书社的第三阶段「千字文」选辑成果,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。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「识写分立」的第一本《标准草书》终于出版了。右任在序言中,说明是以「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」为选字四原则。他说:「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,人无论其为纸帛,乌砖石,为竹木简,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,还供众人之用。」
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「百衲体」千字文,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。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,在汉魏基础上,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,融合到右任这样的意境的,实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了。这部《标准草书》,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,认为「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,为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后之第一部书。」
(四)综合诸家法度:
由于禀赋、魄力、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,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,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,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。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,使后学能更了解他「博大能容」的书学经历和内涵。
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《八法仰宗师》文中载道:「于先生的字.....据他自己告诉我,得力于褚河南实多。」李普同另有看法,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。确实,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,王羲之、怀素、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。
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《书学原论》中说:「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,......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,......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。」「王长者墓志,......顾气势较为雄迈,.......其用意之新颖,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。」
值得注意的是,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:「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,专习北魏碑帖,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,尤其临何收藏的〈张黑女墓志铭〉十分神似;并以何绍基入手,临写〈石门铭〉及〈龙门二十品〉。」这种说法,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、胡恒所否决,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(张黑女墓志铭)的艺术道诣,向来不甚留意,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。
此外,秦汉砖瓦、汉简流沙、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。其中以敦煌、楼兰、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,法度最为娴熟。民国四十六年,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,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,其中一首是:「此生得见居延简,相待于今二十年,为谢殷勤护持者,乱离兵火得安全。」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,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,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,无奈不能如愿。历经二十年后,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二、于右任的作品分期
右任学书过程中,面貌的「多」变、「善」变,实在是他个人以及书法史上的千秋绝业!现在即将他的墨迹,划分五期分别叙述于后:
(一)楷书期(民国二十年以前):
右任存世最早的墓志拓片是民国八年的〈刘仲贞墓志〉,这件作品并末受魏碑的影响,而是赵孟俯、褚遂良的笔触,甚至加入虞世南、李北海的格局,结体纵势,笔画跳宕自如,已深具个性,绝非早期接触的殿体书可以拘束得了的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民国十年的〈王太夫人事略〉,浑厚朴拙,这段时期他不但对碑版搜集热衷,由作品可看到他的汉魏法度已有了扎实功夫。这件作品以魏碑的紧密,融合隶书的扁平,形成了亦汉亦魏的造形;至于笔法更出新意,是以隶法写楷意,楷法写隶意,形成亦隶亦楷的线质(左图)。
民国十九年的〈秋先烈纪念碑记〉,则是隶书、魏婢、行书结合体;平易中险绝时生,英气勃勃,令人叹为观止。
此外,民国十三年的〈张清和姜志〉、〈邹容墓表〉、〈茹欲可墓志〉等楷法,结字多接近〈张猛龙碑〉、〈元遥墓志〉、〈元綎墓志〉等,严谨的中宫对比向外辐射的笔势,能含能拓、险、巧中洋溢着浓厚的拙趣。
(二)行书期(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为锻炼期;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为成熟期: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二十一年标准草书社成立后,右任便坚持贯彻「草书实用」的原则,即使草法尚末成熟,但已经不再书写大幅的端楷作品了。同年的〈杨松轩墓表〉,是存世最后的一件严谨的正楷作品。
笔者认为,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间,是行书线质的锻炼和草书的酝酿期。到民国二十五年止,行书的创作最多,而且始终带有浓厚的魏楷和隶意。这个时期代表作有〈青主先生题跋〉、〈周湘鸼墓表〉、〈周石笙墓志)。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
(三)草书期(民国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为行草期;二十六年到三十年为草书成熟期):
自章草入门而今草,右任的草法线质日益兼具了碑帖的神髓。由汉魏线条的减少,可以了解是大量接受帖学笔法的缘故。此时,右任共收集了七十多种前贤所写的千字文,尤其对怀素草书千字文最为钟爱,右任曾将之比若「松风流水天然调,抱得琴来不用弹。」如果以中央文物供应杜在六十七年出版的《标准草书第十次本》为依据,发现怀素千字文各版本居然合被选辑了一百零六字,冠于各家。事实上,截至民国三十年止,《标准草书》己经过了四次修正,但右任似乎仍在矛盾摸索属于标准草书应有的独特的表现形式。这时的大部分诗文稿件,既脱离楷书期的天真拙趣,也失去了行楷期的恢宏气魄,更异于定型后的标准草书。由于倾向二王帖学,尤其是智永怀素的影响,喜用藏锋、折笔,偶尔掺入孙过庭的方笔,纵势结体,清姿瘦骨。可说是行书期和标准草书的过渡期。但是墓志铭的书写,倒还是延续行书期的特色,像〈李雨田墓表〉、〈杨仁天墓志〉即是。
(四)标准草书前期(约民国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):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,第一次《标准草书千字文临本》发表了,(初版则延到翌年四月)虽然仍延续草书期的清瞿秀丰神,但己呈现了标草的表现雏形(上图)。由于过度偏重标准草书的实用价值和「标准」的规范,点画起迄并不蓄意,结体松散,气血通畅但少佳构。右任在临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中自序:「昔某名家临前贤草书,终日不成篇,叹日:『真迹在前,令人气慑』余今书此,亦有同感!」面对集结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标草百衲本,难免一时慑伏,规行矩步,不敢径然出帖;何况要将各家结体冶于一炉,难免一番摸索历程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右任确实在晚年再度深入对帖学的重视和钻研。姚梦谷在《美术学报》(近百年来之书学)文中,也记载了三十七、八年间,于氏全心埋头王帖,日夜读写并进,读得入神,领会更甚一事,右任这时企图达成深度的「碑帖融合」企图可知,也由于这段时期的融合学力,才使得标准草书后期的线质更具内涵而耐人寻味。但这段艰辛的过渡期,导致了三十七年到四十年间的作品,气势较弱,败笔较多。此外,时局的逆转,环境的改变,心情沉重,也使这段时期少有精心杰作。加上更戮力于草书救国的实践之作,难以兼顾美艺,游丝、飞白、个性化的挥洒过多,缺乏精蕴内涵。
渡台初期,据右任的弟子李普同和副官方伯熏表示,由于辗转来台,将惯用的毛笔分别遗丢在广东、香港机场。渡台之初,一时竟没有好笔可以疏困。四十一、二年侄女婿刘世达曾由香港购买以应急用;四十二年由同乡后辈吴家元代买邵芝岩、贺莲青制大楷,毛春塘、李鼎和制小楷,才改善了一代草圣用笔的窘状;李氏并说四十八年吴氏去世后,他也曾委托友人代购香港林三益系列的中锋羊毫,以及胡开文所制墨。光复初期,台湾文房用具欠缺、品质低劣的事实,这真是许多艺术家共同的烦恼。书画家陈定山也说:「当世画竹,我佩服吴子深画,子深却释笔而叹:『使我有古人一支笔,亦何让古人。』这应可解释右任在渡台后前三年,较少宏伟佳作的原因之一。
(五)准草书,后期(民国四十五年到五十三年):
         由存世作品分析,民国四十年后,部分的圆笔,取代过多的方、折笔。右任向来认为「方笔美,圆笔便。」此时方圆互用,含蓄顿挫,锋芒顿挫,锋芒渐收,尤其四十五年后的翰墨,完全出帖,虽称「标准」范围,但用笔、结字、章法已随心所欲,敛气凝神,神完守固,呈现出极致的性灵美、艺术美。
标草后期的作品气魄堪称和二十年代初的「行楷期」并美。而此时画面流露的,更是巍巍若泰山,炯然如日月的伟大气质;这种绵里裹针,寓刚于柔的中锋线质,蕴涵的是一颗淡然的、无视名利富贵的心;一种对道化的参透,妙合自然却不为物役的性灵。在历经无数次逆境与荣誉交织的现实环境里,他一向是以「今朝稳坐滩头石,且看云生大海中。」来面对一切险厄及富实;所谓「不惑不忧,稳坐滩石,以观世变。」这种大气度与节操蕴育出来的艺术,一下笔就有仙凡之别,这种气质实是世人望尘莫及的!
此时代表作品,如史博馆收藏、四十五年三月书写的(题拐子马图)四屏;五十一年的(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记) ;四十八,年三月所书的《草书千字文》(由日本「同朋杜」于七十一年十一月刊行。由台湾省立美术馆收藏) ;五一十年书写的(国父军人精神教育训词摘录)十三条屏草书,是存世极少的长幅佳作之一。晚近中日出版右任墨宝计百余种,其中以「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委会」在六十七年四月刊行的《于右任先生墨宝》最具代表,因为选辑工作主要由右任高弟刘延涛担任,因此精品较多而齐全,尽收一代草圣自行书期以来的风釆神韵。
三、于右任与台湾碑学书风
由于科举制度支配了台湾文人的习字动机,明清时代书坛几乎全在殿体书风的笼罩之下。交通阻隔与碑刻拓本取得和复制都很困难,使干、嘉时代便兴起于中原的金石学风,直到道光十七、八年左右,才由「台湾金石学导师」吕世宜大量传入,秦汉篆隶碑风才正式在台扎根。
吕氏研究的范围极少涉及六朝碑版,六朝书风被导入台湾,迟至日据后期,才藉由日本刊行的一百零三种书道杂志辗转传入,这股由杨守敬携日的六朝碑拓所引起的学习热潮,使帖学的气焰稍偃,碑学在台湾终于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另外,广东书家区建公(1887一1971)于民国二十二年渡台,并曾在二十五年举办书法展览,获得了不少激赏。区氏在寓台的三年中,以长锋羊毫「逆入平出」的笔法,传入清末碑派书家邓石如、徐三庚、张裕钊、赵之谦、吴大澄等篆隶、魏碑体势,当时新竹书家如张国珍、林守长、郑淮波、纪金宝;台中的吴善荣,施寿怕、头城的康滟泉等纷纷趋访谓教笔法。这股清末书家碑风的传入,影响力虽不及前二者,但也算是台湾碑学的第三个推动力量。  
草圣于右任渡台后,除了标准草书的传播,也使得汉魏碑刻再度受重视。近二十年来,成就偏重碑学的书家数量渐超过帖学的,这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。笔者以为一代草圣那深厚的汉、魏基础之下,所涵育的草法线质,确实令人无限钦迟景仰,兴起了人们亦步亦趋、见贤思齐的意念。  
这时较活络的书道团体如林成基、林耀西、李普同主持的「基隆市书法研究会」,台北曹容的「澹庐书会」,头城康滟泉的「八六书画会」,张国珍等的「新竹书画同好会」,台中庄遂性、施寿怕、吴善荣等的「中部书画协会」......都是金石学风的热心提倡者;而各书会都奉右任为艺林宗师,争相邀请赴会挥毫以提振士气。前述四十九年出版的《中华艺苑》,甚至还以右任的《标准草书》做为三大月课方针之一!  
标准草书的推广,目前虽未达到「以草书救国、强化国本、振兴民族」的理想,却引起文人临摹标草的兴致。中原渡台诸名流,首推撰写标准草书凡例和合选草字千文的刘延涛最能传草圣神韵。  
右任无疑是民国四、五十年代台湾书坛最亮的一个光寰。自民国四十七年,八十华诞开始,每年按例由「台湾诗坛」林熊祥等发起「中国名家书画展」,主要是为先生祝寿,展出的书体虽末限制,但总以标草获件最多。民国五十二年,先生八五寿诞,一项正名为「标准草书习作展」的祝寿书法展,热烈的展开。会后,右老召集同道检讨策划,并决定成立「标准草书研究会」,于先生命由刘延涛、刘行之、王枕华、李超哉、胡恒、李普同所发起组织。民国七十九年,刘延涛、李普同、胡恒等再向内政部登记为合法的书法团体。正式成立大会在八十年五月五日召开。这个由李普同领导的扩大组织,将是传播标准草书的时代意义,以及一代草圣崇高的艺术内涵的最大力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麦凤秋撰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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